关注农村养老:父慈子孝为何成为老年危机

家风家训 26 2020-11-24 14:49:14

 

关注农村养老:父慈子孝为何成为老年危机

  老年人危机是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通过建构交换型代际关系这一分析框架,来理解和分析江汉平原农村的老年人危机。交换型代际关系是时代变迁的产物,村庄弱社会关联以及村庄激烈的向外竞争,是交换型代际关系产生的社会基础。由这一新型代际关系所衍生出来的赡养原则的变化以及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是当地农村老年人危机的深刻根源。

  一、问题缘起

  在江汉平原的沙洋、应城等地调研时,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本文用“老年人危机”来概述当地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一般而言,对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主要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在江汉平原进行农村调查时,笔者发现,当地老年人在这几个方面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具体而言,当地的老年人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物质层面的危机。在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大部分老年人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种点口粮田“自养”;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则由子代“凭良心”随意给点粮食,维持基本的生存,子代直接给老人钱的情况在当地很少见。第二,精神层面的危机。一方面,子代与老人之间平常交流很少,由于缺乏来自子代的关心,很多老年人的内心都很孤独;另一方面,农村的村庄公共空间日益遭到压缩,并且在有限的空间里还形成了对老年人的排斥,使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度匮乏。因此,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依赖于子代的“良心”,而这种“良心”多是偶然的、不确定的、有条件的、个体化的,其实质是无规矩和失序的。一旦子代完全没有“良心”,老年人就有可能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自杀,以此结束自己的生命。老年人危机成为当地农村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老年人危机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学界对老年人危机的解释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第一,从城市化的背景出发,认为农村老年人危机主要由城市化进程引起(贺聪志等,2010;周福林,2006;杜鹏等,2004;王全胜,2004)。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外出务工,由此造成了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照顾不周的问题。然而,这一分析思路无法解释子代没有外出务工前提下的老年人危机,因而仍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从代际关系失衡的角度分析老年人危机,认为在代际关系变迁中,父代的权威逐渐衰落,子代逐步掌握主动权,其对父代的剥削越来越严重(汪永涛,2013;杜晓,2012;范成杰,2012;朱静辉,2010)。然而,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对代际关系的失衡进行细致描述,而缺乏对代际关系失衡如何引起老年人危机的机制分析。第三,还有部分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认为“孝道”文化的衰落是造成老年人危机的根源(聂洪辉等,2009)。

  2012年7月和2014年5月,笔者分别在江汉平原的沙洋和应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驻村调研。调研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访谈对象包括村干部、村庄精英、老年人以及部分中青年人。访谈内容涉及家庭经济状况、代际关系、养老状况、婚丧嫁娶、村庄风土人情、村庄经济、村庄文化等与老年人危机和代际关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个方面。本文基于对江汉平原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实地研究,提出“交换型代际关系”这一概念,以此来解释当地普遍的老年人危机现象。总体来看,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形成及其秩序化,是形成当地老年人危机的根源。

  二、交换型代际关系的产生

  中国人历来都非常重视家庭,而代际关系正是家庭关系的核心。费孝通(1983)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亲子关系的内容是不同的: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是一种“反馈模式”,表现为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又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并以此类推;而西方社会的代际关系则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又抚育丙代的“接力模式”。由此可见,中国人的代际关系重视抚育与赡养的平衡,并且,中国人对“赡养”这一环节更为重视,这也更能体现中国人代际关系的特点;而西方社会的代际关系正是缺少了“赡养”这一环节,子女较少反哺父母。但实际上,费老所讲的“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是一种理想型,或者说更适用于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其中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变迁正是这一巨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内容上看,代际关系主要包括父子关系和婆媳关系这两个维度。在现实中,考虑到婆婆和媳妇作为女性所固有的外来人身份,他们对于家庭内部的权力与利益的感知最为敏锐;因此,代际关系变迁的剧烈性和典型性尤其表现在婆媳关系这一层面,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更是交换型代际关系产生的最大推动力。婆媳关系既是代际关系的核心,也是代际关系的焦点。因而,本文首先对江汉平原历史上婆媳关系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梳理,希望由此阐明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发展脉络。

  (一)江汉平原婆媳代际关系的历史变迁

  从江汉平原的具体情况来看,本文粗略地将其婆媳关系的历史变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婆媳代际关系。在这一阶段,婆媳关系中往往是婆婆强势、媳妇弱势,婆婆在婆媳关系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媳妇不敢轻易顶撞婆婆。此时婆媳之间很少发生正面冲突,即使发生,村庄舆论也一定是谴责媳妇,认为“媳妇不会做媳妇”,而不会说“婆婆不会做婆婆”。婆婆在婆媳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也表明了,在当时的代际关系中,父代拥有绝对的权威,“父慈子孝”是传统社会代际关系的真实写照。在传统社会里,由于受传统道德规范的熏染和约束,一方面父母对子代有养育之恩,另一方面子代也会自觉地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因而老人的生活状况良好。

  第二阶段,建国后的集体经济时期(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婆媳代际关系。这一阶段是婆媳关系开始发生转折的时期,即由原来的“婆婆厉害”开始逐渐转变为“媳妇厉害”。不过,在这一阶段,婆婆仍然掌握着家庭的话语权。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新政权对传统的族权、夫权的打击和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观念的提倡,原有的家庭代际关系以及老年人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这一阶段,婆媳之间开始出现一些直接的摩擦,并开始出现争吵,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婆婆或媳妇自杀的现象。由于村庄社会和传统道德规范仍得到了较好地保留,因而此时的村庄舆论仍然会倾向于婆婆一方。若是婆媳之间发生争吵或者是引起更大的悲剧,村庄舆论通常会谴责媳妇不会“做人”。总之,在这一阶段,虽然代际关系中老年人的权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但由于集体经济本身的特点、村庄舆论的压力,以及传统的尊老爱幼、父慈子孝观念仍然在农村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因而在代际关系中父代仍然享有一定的权威。在这一阶段,子代仍然能较好地履行对父代的养老义务,老年人的养老基本不成问题。

  第三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婆媳代际关系。在这一阶段,媳妇开始在婆媳关系中占据上风。如P村的一位村民说:“那个时候(20世纪80年代),媳妇自己去做,不用婆婆说。婆媳矛盾比较少,婆婆还是让着媳妇一点。”这一时期,婆媳关系中媳妇逐渐变得强势,而婆婆则逐渐变得弱势。从这一阶段开始,媳妇逐渐在家庭中掌握话语权,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父代在家庭中的权威进一步衰弱,子代逐渐掌握家庭大权。最终是,父代要看子代的“脸色”过日子,父代的养老危机开始出现。

  第四阶段,即2000年以后至今的婆媳代际关系。这一阶段也是“一切依着媳妇”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婆婆总是依着媳妇,对媳妇比对自己亲女儿还好”,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稳定,代际关系的权力重心已完全下移,代际关系的原则开始发生变化。赡养老年人不再被子代看做应尽的义务,而是一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选择的行为。老年人危机在这一阶段普遍出现,交换型代际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打工经济的兴起,年轻一代的经济优势地位逐渐凸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乡村基层组织在退出家庭经济领域的同时也退出了对农民家庭事务的干涉。与此同时,传统的道德力量已被削弱,家规族约等非正式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逐渐萎缩。因此,在当前的农村社会,代际关系的核心维系力量就只有法律了。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老年人在面临养老危机时真正诉诸法律的却很少。一方面,这是由于老年人始终对子代怀有一种亲情,因而不愿轻易和子代对簿公堂;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我国相关法律操作性差,导致有些农民即使将自己所遭遇的养老困境诉诸法律,其效果也往往微乎其微,甚至还有可能使其生活状况变得更加悲惨。因此,在现阶段,老年人的养老状况就只有靠子代的“讲心”。而“讲心”往往是偶然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靠不住的。如此一来,农村地区就出现了普遍的老年人危机。

  (二)交换型代际关系

  按照王跃生(2010) 的划分,代际关系不仅包括“家内代际关系”,还包括“家际代际关系”。前者主要是指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而后者主要是指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分别作为一个核心家庭之间的代际关系。

  王跃生指出,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包括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其中“交换”就主要是发生于“家际代际关系”中,即发生于成年的子代家庭与壮年的父代家庭之间。现阶段,在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中,代际之间的“交换”变得越来越重要。即子代对父代的赡养不再是基于传统的养育之恩,而是要看父代家庭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有没有尽力为子代家庭付出,如帮助子代照看小孩、做一些家务等。并且,随着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逐渐提升,其在家庭中逐渐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换言之,子代对父代的赡养程度如何,关键是看媳妇的态度。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交换型代际关系并不必然是一种对等的、公平的交换关系。这里的“交换”关系意在强调,现阶段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仅仅只是基于生养之恩。也就是说,在现阶段,代际关系中的价值理性逐渐衰弱、工具理性逐渐增强。父代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为子代付出,如帮助子代照看小孩、做家务等,是子代以后赡养父代的基本条件。但是,父代为子代的付出,只是换来了子代将来赡养父代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换言之,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为子代付出了,子代才“有可能”赡养父代(但不是“必然”会赡养父代);但如果父代不为子代付出,那么子代以后就“肯定”不会赡养父代。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的交换关系是不对等的。

  三、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形成及其维系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交换型代际关系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并在2000年之后最终确立的一种代际关系的新形式。上文中所划定的几个时间节点并非出于笔者的随意,而是反映了家庭层面的代际关系变迁所受到的国家与市场力量的塑造和影响。

  从传统代际关系向交换型代际关系转型,从宏观上看,正是国家转型和市场化的产物。然而,交换型代际关系并不是在全国每一个地方的村庄都是同时出现的,其表现的状态和程度也并不一样。根据贺雪峰(2002)在全国农村的普遍调查所得的田野经验,以江汉平原为代表的“原子化”村庄的代际关系变迁走在全国前列。本文的田野经验也是来自于该区域。下文将进一步讨论的是:在具体的村庄中,交换型代际关系如何嵌入村庄社会结构以及如何运作?同时,其内在的不平等交换型代际关系又是如何加以维系的?

  (一)交换型代际关系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

  江汉平原之所以较早形成了交换型代际关系,既有其村庄社会本身的结构性因素,同时也离不开其村庄社会的动力机制。正是这种结构性力量与动力机制的有效结合,才使得交换型代际关系在当地得以形成和维系。

  1.结构性因素:村庄社会关联贺雪峰(2002)认为,“村庄社会关联”是指村民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行动能力,也即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村庄内部关系的能力。村庄社会关联有强弱之分,在一个强社会关联的村庄里,村民之间相互联系紧密,对村庄有强烈的归属感,一致行动能力很强,村庄舆论强大有力;而在一个弱社会关联的村庄里,村民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他们没有太多共同的社区记忆,对村庄缺乏共同的认同与归属,一致行动能力较弱,村庄舆论少且几乎不发生作用。

  江汉平原的P村是一个弱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之间是相互分散的,在核心家庭之上没有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将村民整合起来;因此,村民虽然是生活在同一个村甚至同一个小组,看似是一个熟人社会,但实际上彼此之间却缺乏知根知底的了解,也没有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交换型代际关系正是在这种村庄结构中得以形成并不断强化。

  村庄的弱社会关联对交换型代际关系的产生有何具体影响?笔者将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村庄的弱社会关联对代际关系本身有影响。弱社会关联的村庄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每个人都是从己身出发来考虑问题,在代际关系上则表现为代际之间的情感成分逐步削弱、理性成分逐渐增强。在传统社会里,村庄是一种强社会关联,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是无条件的,是基于生养之恩的;而在弱社会关联的村庄里,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是有条件的,要看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是否尽力为子代小家庭付出,赡养父代是子代与父代之间的一种“交换”。但正如上文所言,这种交换通常又是不公平的、不对等的,代际关系的天平始终向子代一边倾斜。因而,在这样的村庄结构下,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是没有什么规则和秩序可言的,全靠子代的“讲心”。而依靠“讲心”的养老往往是偶然的、不确定的、不可靠的,因此,老年人危机在当地成为一种普遍状况。

  其次,村庄的弱社会关联使得村庄舆论的效力式微。村庄缺乏一个共同的舆论场,因而对别人家的事情大都漠不关心。因此,即使存在不赡养老人的情况,村庄舆论也不会对当事人形成任何压力。而在一个强社会关联的村庄里,村庄内部的舆论压力强大。由于每个村民之间都紧密相连,并且对村庄有着长远的生活预期;因此,每个个体都会很在乎自己在村庄中的形象,也会关注村庄里其他人的行为。在这种强社会关联的村庄里,村庄舆论对每一个村民都有约束力,个体不敢轻易触犯、突破村庄的一些既定规则(如孝顺长辈),否则将有可能受到村庄舆论的强烈谴责,成为一个道德上的“边缘人”。在传统社会里,被村庄舆论谴责从而成为村庄中的道德“边缘人”,对于个体而言通常是很大的打击,甚至会使个体在村庄里生活不下去。而在一个弱社会关联的村庄里,村民都是“原子化”的个体,在核心家庭之上不存在一个实质上的更大的行动单位,村民对村庄没有归属感,缺乏集体行动的动力;

  因而,在村庄内部难以形成对每一个村民都具有约束力的舆论场域。在江汉平原一带,正是由于村庄舆论的缺乏及其效力式微,使得交换型代际关系下的老年人危机在村庄里得以正常化。

  最后,也正是由于村庄是一种弱社会关联,因而,村民之间的竞争是向外的,大家攀比的是“谁最先走出村庄,在城市立足”。这种激烈、向外的村庄竞争,是交换型代际关系形成的动力机制,对此将在下文详述。

  综上可知,村庄社会关联是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对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形成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结构性的力量也是一种“惰性力量”,而向外的村庄竞争对于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形成而言则是一种积极的动力机制。

  2.动力机制:村庄竞争

  P村的竞争异常激烈,但在村庄内部,这种竞争并不外显,也并没有盛气凌人。这种竞争是向外的,在村庄内部表现出来的是每个人都在暗自较劲——“看谁最先在外(应城市)买房,看谁最先走出村庄”。竞争使得家庭内部所有的力量都集聚起来,形成焦点,家庭里所有人都在为走出村庄的竞争而努力。

  向外的村庄竞争使家庭的所有力量都在向“内”用力,因而,每个个体都会十分注重小家庭的点滴利益,每个家庭都希望能够拼尽一切力量,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并且,这种向外的村庄竞争,还会导致对家庭劳动力的过度剥削。高度的竞争使得家庭内的每一个劳动力都要积极行动起来,而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则会感受到巨大的思想压力。比如,那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由于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就会觉得自己是子代的负担,并进而产生一种自卑思想。

  调研发现,年轻人既是走出村庄的主体,同时也是走出村庄的最大受益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承担太多的走出村庄的压力。中年人才是压力的最大承受者,正是这种走出村庄的压力,使他们普遍有一种“造孽”(业)①的体验。事实上,正是由于竞争异常激烈,因而不管是村庄里的中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将全部重心放在村庄竞争上面。村庄竞争不但消耗了家庭中几乎全部的经济力量,同时也消耗了家庭中的其他力量,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老年人的忽略。

  在当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还下地干活是很正常的事情。老年人只要还有一点劳动能力,就一定会自食其力。老年人在自己还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就依靠子代,这在村庄的舆论中是行不通的。他们虽然过得很艰辛,但对子代都相当理解。他们认为,“儿子有儿子的负担,儿子也过得很不容易”。因此,他们不愿意再给儿子增加任何负担。在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他们自食其力;当没有劳动能力时,他们就有可能采取极端方式——自杀,以此来彻底减轻子代的负担。因而,老年人的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子代的忽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由于老年人的“自觉”。

  激烈的竞争造成了中年人在赡养老年人时会更加“讲条件”,更加注重老年人在有劳动能力时是否为自己的家庭付出过。在面对激烈的村庄竞争时,中年人不得不将自身的危机通过不平等的代际关系链条转移给老年人。由此,在当地形成了“年轻人的竞争——中年人的压力——老年人的危机”这样一个生活逻辑链条,老年人处于这个链条的末端,背负着最为沉重的压力。

  (二)交换型代际关系的维系

  村庄弱社会关联是交换型代际关系得以产生的结构性因素,而激烈的村庄向外竞争是交换型代际关系得以产生的动力机制,二者共同构成了交换型代际关系产生的社会基础。然而,交换型代际关系依靠什么力量在当地得以维系和延续?背负着家庭压力的老年人,又该如何应对自身的处境?代际关系涉及父代与子代双方,因而应该分别从父代与子代的角度来对此加以分析。

  上文论述代际关系产生的社会基础时,主要是从子代的角度来分析,即正是村庄弱社会关联以及激励的村庄竞争,使得子代在面对现实压力时,有意无意地选择、建构了交换型代际关系。然而,这种代际关系为何能够在村庄里得以维系、秩序化并延续呢?父代在面临生活危机时,为什么不主动打破这种对自身不利的代际关系?这需要从父代本身的角度来分析。实际上,正是因为父代的“自觉”,使得交换型代际关系在村庄得以维系,也使得老年人危机在村庄得以正常化。

  调研发现,在P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普遍不好,但老年人对自己的儿子大多并没有多少抱怨,更没有老年人会去基层政府“状告”自己的儿子不养老。

  案例1:P村的李某,今年80岁,有3个儿子、3个女儿,其中有一儿一女已夭折。大儿子生于1963年,小儿子生于1978年。大儿子有两个儿子,均未婚。小儿子只有一个儿子,也未婚。李婆婆一个人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为了省钱,家里竟然连电都没有通。到目前为止,李婆婆都是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除了每个月有国家补贴的55元养老钱外,其儿子并没有每月或每年固定给婆婆养老钱。我们在村里调研时,多次看到李婆婆在地里干活。她似乎并不埋怨自己的儿子,说:“儿子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孙子还没结婚),不干活咋办?他们负担也很重,还要在城里买房,才能为孙子讨媳妇。”

  并且,李婆婆特别为儿子着想,不希望儿子担心自己,因而经常好心“骗”儿子。李婆婆患了中风,要常年吃药。据李婆婆说,2014 年4 月份,“大儿子回来,问我有没有继续在吃药,我说吃了。他问我哪里来的钱,我说国家一个月补贴有55 元,我还喂了一些鸡仔,下蛋拿去卖了就有钱。其实我当时已经没有吃药了,因为没钱买。怕他们(儿子)担心,就说大话,不增加他们的负担。儿子也没有办法,他还要愁房子的事”。当地老年人对于中年子代大都是一种很体谅的心态,“他们(中年的子代)也不容易,他们的负担也大”,这是当地老年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正是老年人这种自觉、体谅的心态,使得中年人的压力能够顺利地部分转化为老年人危机。

  当地老年人这种自觉、体谅的心态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现在的老年人(七八十岁的人)在自己是壮劳力时,为子代小家庭的付出普遍较少,因而他们通常会说,“我们当时也没有给他们什么东西,那时都穷……”这种负疚的心态使老年人对儿子的期待也普遍较少。第二,村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村庄竞争使得中年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要奋力将年轻的子代送出村庄并在城市立足。老年人也能真实地感受到中年人的压力,因而他们大多很体谅自己的儿子。因此,交换型代际关系能够得以维系,除了与村庄社会结构、村庄舆论、村庄竞争等有关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年人的“自觉”。正是老年人对这种新型代际关系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形成,并使其得以维系。

  四、老年人危机的本质

  前文将老年人危机归结为交换型代际关系下的中年人压力向老年人转移的后果,从而既纳入了市场化的力量,同时也纳入了村庄与家庭这些社会因素作为市场力量进入路径的“扳道器”。下文将主要从代际关系的两个维度来分析其对老年人危机的影响。第一,从代际伦理的角度看,主要是赡养原则的变化。第二,从代际权力的角度看,主要是体现了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其中,赡养原则的变化是老年人危机的直接原因,而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则是赡养原则变化背后的真正动力。

  (一)赡养原则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是基于生养之恩,是无条件的。这种无条件的养老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作为一种家庭伦理,在传统社会里深得农民的认同。不孝的子代,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谴责,在村庄舆论的压力下难以继续在村庄中生活下去。

  然而,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农村社会也在发生着巨变,代际关系的变化就是其中之一,“交换”逐渐成为代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子代对父代的赡养不再是无条件的,不再是基于传统的养育之恩,而是要看父代与子代之间是否存在“交换”关系。这里的交换是发生于青年的子代家庭与壮年的父代家庭之间,即父代家庭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是否积极地为子代家庭做贡献,如协助子代买房、帮助子代照顾孙子(女)、帮助子代料理家务等。父代家庭对子代家庭是否有这些贡献与投入,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子代对父代的赡养。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这种交换是不对等、不公平的。父代对子代家庭的付出,只是换来子代将来赡养自己的可能性而并非必然性。在这种交换型代际关系下,父代家庭必须为子代付出。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付出,父代对于子代将来的养老才有可能有所期待。

  P 村在2000年左右开始普遍形成交换型代际关系。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必须积极地为子代的小家庭付出,这是父代必须尽到的人生义务。在当地,父代的人生任务通常比较重,不仅包括抚养子代成人,还包括为其买房、娶媳妇、带孙子、做家务等。其中为子代在城里买房,对于当地的父母而言,是最为繁重的压力。但是,不管过程如何艰辛,父母都会拼尽全力,否则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任务没有完成——这既会影响其在村庄中的“面子”,更会影响其年老后的生活。

  案例2 舒湾的张某,今年69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当阳工作,在应城买了房子。小儿子今年39 岁,已经离婚,有一个小孩,今年10岁,小孙子一直是跟着张某夫妻俩生活。大儿子1990年左右结婚,结婚之前张某夫妻为他在村里建了一栋砖瓦平房,婚后大儿子即分家单过。大儿子于2010年在应城买了房,张某夫妻俩当时由于经济紧张,一分钱都没有出。大儿子倒是没有说什么,大儿媳妇就不满意了。“大儿媳嫌我们没有给她钱买房,她说我们有钱都不给她们,但我们真的没有钱”。当问到以后大儿子会不会养老时,张某老伴说:“‘没有抠,哪有痒(养)’,你没给他钱(买房),他怎么会养你。……以后要是没有人养,就随便找个树丫子挎着(笔者注:上吊)……”

  “没有抠、哪有痒(养)”,是当地农民对交换型代际关系的最好诠释。“抠”是“痒(养)”的前提,父母必须要为子代在城里买房,才能换来将来子代赡养自己的可能性。若是父母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从子代的角度而言,以后就有足够的理由不赡养父代,而从父代的角度而言,他们也不会对子代将来为自己养老抱有任何期待。可见,交换型代际关系在当地已成为一种村庄共识,父代与子代都已自觉习惯并遵守这种代际关系。而现在村庄里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由于他们在壮年期时,家庭经济条件普遍不好,加之一般都有几个儿子,因而对子代家庭的投入和贡献普遍较少,这也就成了现在子代不赡养老年人的基本理由。因此,笔者认为,代际关系中赡养原则的变化,是导致当地老年人危机的直接原因。

  此外,在交换型代际关系下,子代赡养父母不仅是有条件的,并且这些条件就是由子代制定的。子代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这本身就体现了代际权力重心的变迁。

  (二)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

  在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中,父代掌握着绝对的权威,子代必须无条件服从父代;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代际关系本身已发生巨变,代际权力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代际权力从父代下移至子代;第二,代际权力从男性转移至女性,这一方面主要表现为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年轻一代在家庭中的经济优势逐渐凸显。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将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有效结合起来,以共同应对整个家庭的生产与生活。然而,父代在家务农,基本维持家庭生活的自给自足,其收入很难货币化;而子代外出务工,其收入虽然也不多,但通常是以货币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因而在整个大家庭中,子代的经济优势逐渐凸显出来。随着经济优势而来的是子代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由此,在代际关系中,子代逐渐掌握了主动权。

  一旦子代在代际关系中掌握了主动权,对老年人的赡养就不再如传统社会一般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规矩,而会由子代加入对自身有利的各种限制条件。正如前文所述,子代依据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是否积极地为其小家庭付出,来决定将来是否赡养他们。在P 村,一方面是由于之前作为子代的中年人与作为父代的老年人之间的代际交换不明显,另一方面是由于村庄激烈的向外竞争;因而,在子代掌握代际关系主动权的前提下,老年人危机成为当地的一种普遍现象。

  其次,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是代际权力重心变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媳妇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源于主流话语对“男女平等”的提倡,另一方面源于媳妇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提升。婆媳关系是代际关系的核心,而在现阶段,婆媳关系中媳妇占据主导权,因而,媳妇的态度与表现将决定着代际关系是否和谐。换言之,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使得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交换”意义更加凸显。

  综上可知,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尤其是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使得当地的代际关系中的“交换”色彩更为强烈,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老年人危机。

  五、结语

  江汉平原P村的老年人危机在当地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且还有愈益扩散的趋势。老年人危机不是简单地源于经济贫困,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源于养老资源的匮乏,而是由于,交换型代际关系中老年人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和生活意义缺失导致了老年人在家庭和村庄中的双重“边缘化”。化解老年人危机的关键在于,使老年人摆脱交换型代际关系施加于其身上的那些无尽的责任和义务,重构老年人生活的主体性。

  面对老年人的弱势处境,可采取将老年人组织起来建立老年人协会等途径来有效缓解老年人危机,改变老年人的“边缘”地位。老年人协会并非承接市场或者政府资源输入的机构,而是老年人通过组织化实现自身的“增权”。由此,不仅可以赋予老年人闲暇生活的合法性,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构村庄的代际权力结构,激活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期待。当然,由于P村等中西部农村地区大多缺少老年人协会自发生成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因而外部力量——例如政府或者民间组织——的介入、引导和扶持无疑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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