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旧友吕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盗未息而民或不知有父子之亲，因刻《孝经集注》于学宫，俾家传而人诵之。

　　呜呼!吕君之意则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儒术，故得以专行其志焉尔!何以言之?昔者宋枭为陇右刺史，枭患凉州多寇叛，欲多写《孝经》令家习之，庶几使人知义，盖勋力谏枭不从，遂奏行之，诏书诘责，坐以虚慢。夫教人革心从善者莫逾于圣经，顾乃视为迁远迟顿之器，宜乎汉祚之不振也，宋枭之事与吕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悬，实以所系之时或不侔也。抑尝闻在宋之季，雪岩先生郑公霖因讲《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来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验见，于事为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吕君此举，实知为治之要，而非刀笔吏所可及。

　　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犹以为迁，故为题诸篇末如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