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经地义论孝道|《孝经》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家风家训 40 2020-11-25 12:13:57

 

天经地义论孝道|《孝经》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它以简洁通俗的语言,对孝的价值、意义以及行孝的规范和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是先秦儒家孝道伦理的系统化著作。自汉代以降,《孝经》就被推崇为儒家六经之总汇、孔孟传授之心法,历代有许多帝王和学者为之作注解,探讨其教义,将《孝经》奉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在普通百姓之中,《孝经》作为世代流传的蒙学教材,历久不衰。“孝”不仅有教化庶民、安邦定国之功能,而且恭诵《孝经》、虔敬行孝还能感通神灵,获得佑护。因此,《孝经》作为“导善而救乱之书” ,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传统孝道的内涵虽然有所变化,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源发性、核心性的价值观念,其基本精神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孝经》阐扬的孝道观念

  《孝经》是儒家学派专门阐发“孝道”和孝治观的一部著作,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敦煌本《孝经》郑氏序也说:“夫孝者,盖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若无孝,则三才不成,五行僭序。是以在天则曰至德,在地则曰愍德,施之于人则曰孝德。”由此可见,《孝经》阐述的就是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大道理和做人的基本行为规范。全书十八章,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孝为德本。什么是“孝”? 《尔雅》云“善事父母曰孝”, 《国语·周语上》说“言孝必及神”,说明孝在初始含义上除了敬养父母的道德责任之外,还有尊祖敬宗的意涵。春秋时代,孔子强调“敬”在“孝道”中的重要性,《论语·为政》载:“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并将“孝”看作践行仁德之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由此,孝的伦理价值得以凸显。《孝经》承继儒家重“孝”的传统,《孝经·开宗明义章》提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把“孝”提升为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不仅如此,《孝经·三才章》还将孝视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认为“孝”属于天经地义的人伦规范,所以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孝经·圣治章》)在自然万物中,人是最尊贵的,而在人的所有德行中,“孝”是“至德”。这种对父母的爱、敬,是发自内心的天性亲情的自然流露。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推己及人,才会关爱别人,尊重他人的父母。因此,《孝经·圣治章》告诫说:“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先爱其亲是本,再爱他人是用;先敬其亲是本,再敬他人是用。不爱其父母而爱他人,是“伪”,是不可相信的。一个人只有做到爱自己的父母,才能具有爱他人的基础,才有可能将这种爱推及其他长辈、邻里、朋友等身边的人,进一步推及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孝”就是对一切人尽责任的起点,也是一切仁心之流行的源泉与根本。

  第二,力行孝道。《孝经》认为,处于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人所应遵守的孝道规范及其功效是各不相同的。天子应当“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经·天子章》),把“事亲”与“爱民”结合起来,普施德政,作为天下人效法的典范;诸侯要“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孝经·诸侯章》),戒惧谨慎才能保守社稷;卿大夫应当在各方面严格遵守礼法,用道德约束自身,为民众做出表率;士要以侍奉父母的爱和敬,事君以忠,事上以顺;庶人要努力生产,谨身节用以供养父母。“五等之孝”虽有尊卑贵贱之别,但奉亲之道无二,正如《孝经·庶人章》所言“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

  既然如此,如何事亲行孝呢?《孝经·纪孝行章》对孝行做了基本的规定:“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此处所讲的“五致”即:日常生活中要以恭敬之心去侍奉父母,供奉饮食时要保持愉悦的心态,父母生病时要深怀忧虑之心竭力照料,父母去世时要满怀哀痛之情,祭祀父母时要保持崇敬和肃穆之情。归纳起来看,孝行始于爱、敬,终于哀、戚。一个人只有把“居、养、病、丧、祭”这五个方面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了,才是恪尽孝道。曾子说:“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大戴礼记·解诂》)

  第三,移孝于忠。《孝经·开宗明义章》指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把孝道分为三个阶段,孝道的开端首先表现为内事其亲,而到了中年时期,就应当出事其主,把对父母之孝延展为效忠君主。只有忠孝皆备,方能扬名荣亲,最后实现修身立世的志向。《孝经·广扬名章》详细论述了“移孝作忠”的理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一个人对父母能够尽孝道,也就可以把对父母尽孝之情,移于国君,效忠国家。这种效忠是发自内心的自然天性,而非外力强制。这样,“亲亲”的伦理关系,通过内涵的延伸发展,就演变为规范君臣关系的道德原则,为建立稳固的政治秩序提供了道德保障,确立了后世以孝治天下的政治路线。

  第四,谏诤为孝。《孝经》强调孝,倡导子女对父母的爱敬、顺从,但是它并没有把孝教条化、绝对化,而是主张辨别是非、据理力争,不能一味地盲目听从,并将“谏亲”与“谏君”联系在一起,赋予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谏诤章》有一段很精彩的记述:

  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孝经》鼓励子女对于父母、臣下对于君主的不义行为要敢于直言相劝,这种“谏诤”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作为子女、臣下,只有做到“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才是真正的“孝”。《荀子·子道》言:“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假如君父有不义,而臣子不谏诤,则会导致家破国亡的祸患。因此,谏诤是孝道的重要内容,也是臣、子为君、父尽孝的分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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