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集》第三期

家风家训 57 2020-09-29 15:35:55

存成自养,慎独自处

《曾国藩全集》第三期


《曾国藩全集》第三期

《诫子书》中有言:“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


曾国藩认为,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何为慎独?


慎独是古代君子最重要的修身之法,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像在大庭广众下一样有修养。


如何做到慎独呢?


曾国藩在追求慎独的过程中主要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唐鉴,一位是倭艮峰。


唐鉴,人称镜海先生,湖南善化人,道德文章俱佳,蜚声海内。曾国藩为研习理学,以弟子之礼向唐鉴请教学问。


当时唐鉴正值花甲之年,听闻这位同乡后辈是个勤奋实在的人,便欣慰地收下了这个门生。
  

曾国藩曾向静海先生请教修身和读书的方法。


静海先生告诉他,修身应当谨记八个字:“整齐严肃”“主一无适”。


“整齐严肃是指要注意仪容和端正态度,不仅衣冠外貌保持整齐,而且对人对事端正严肃;而主一无适是指,独自一人时,也要专一、心无杂念,时刻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


至于读书,贵在专一。读通一本书,便能触类旁通。比如我,毕生精通的书,不过是一本《易经》罢了。”


曾国藩听了这番话,有醍醐灌顶之感,对修身和读书的感悟愈发深刻了。


同时,曾国藩也向倭艮峰先生学习日修之道。


倭艮峰先生的日修之道极其严格,每天都完成自己的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都工工整整地记录在册。三个月装订成一本,现在已经三十本了。


为此,曾国藩特地将艮峰先生的日课,摘录一部分与他的弟弟们分享,希望他们也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结合两位师者的思想,曾国藩给自己定了日课册,名曰《过隙集》: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曾国藩把每日所思所为,都记录下来,作为修身的标准。


后来,曾国藩更是将自己的日课交给艮峰先生点评,与艮峰先生成为良师益友。


君子慎独,如兰生幽谷、舟将行海,无人也始终如一。曾国藩正是凭借这种慎独精神,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终成一代圣贤。



不逞不妄,自修明强


曾国藩认为,明强,是大丈夫立世所不可或缺的品德。


何为明强?


所谓明强,不外乎既要自强,又不能盲目自强;既要超过别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条件和场合。

   

含才不露、藏锋内敛就是一种明强智慧。


道光年间,曾国藩屡屡升擢,但一直保持低调,以免遭人嫉恨。


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理说,所乘轿辇应由蓝色升为绿色,除增加护轿人外,还要增加引路官和护卫。


曾国藩明白人满则嫉的道理,对于这种“八抬大轿”的架势嗤之以鼻,坚持乘坐四人抬的蓝呢轿。


正因为如此,京城里八抬大轿的护轿二爷们,再也不敢在蓝呢轿前趾高气昂了,这蓝呢轿里指不定坐着曾大人呢!三品以上的官员出行,也会有意无意地向护轿二爷交代,“长点儿眼睛,内阁学士曾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


明强也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争斗。


曾国藩对所认定之事,颇为坚持,即使皇帝的诏令也敢违抗。他拒绝鲍超北上勤王,便体现了他的倔强之气。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逼进京城,蒙古兵及八旗绿营均连战皆败,咸丰皇帝拟旨,命曾国藩派鲍超带三千人日夜兼程,奔赴皇城,保皇救驾。

曾国藩冷静地分析了形势:


第一,君命不可违。违逆圣旨,必定遗臭万年。但在当时,连号称“铁帽子王”的僧格林沁也节节败退,鲍超带兵救驾也无济于事。


第二,当时正值围攻安庆的紧要关头,只要拿下安庆,太平天国覆灭指日可待。若此时调军北上,镇压太平天国将后继无力。


第三,大局已定,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已成必然,议和赔款恐怕是唯一的办法了。北上勤王,实在“无益于北,有损于南”。


曾国藩决定拖以待变。本是八月二十六日接到的上谕,九月六日才回复一道奏折:


“徽州距京城,五千余里,日夜兼程,需耗时三月。然逆夷距皇城十余里,恐缓不济急。承蒙皇上信任,吾与胡林翼二人,愿督师北向,护卫京畿。”


当时,奏折往返需将近一个月,曾国藩估计在这段时间里,事情已经尘埃落定。果然,英法联军在攻入京城不久后,与恭亲王达成和议。而后,曾国藩也接到了朝廷的寄谕,称“不必北上”。


终于,曾国藩为攻破安庆、剿灭太平天国争取了时间。


君子明强,懂得顺势怀安,逆势为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不尤不怨,坚忍自重


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写到:不世之功,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


何为坚忍?


简单来说,坚忍就是锐意进取、能屈能伸。


从表面上看,坚忍,要承受痛苦,付出代价;但实际上,坚忍是为了重生。


曾国藩作为近代第一完人,更是把坚忍发挥到了极致。


咸丰三年,曾国藩接到皇帝的寄谕,被任命为湖南省团练大臣,除了汇聚湘勇义士,还要操练朝廷的绿营兵。


曾国藩对于操练颇为严格且风雨无阻。绿营军多年来懒散惯了,对这种严苛的训练抱怨不已。先是副将德清公然拒绝到操。接着提督鲍起豹和德清联合起来,与曾国藩为难寻衅。


此时的长沙城内,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军和湘勇。绿营军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两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越来越势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 


曾国藩起初秉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刑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样一来,正合了曾国藩的两句话:“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由于鲍起豹的默许,绿营甚至开始公然凌辱湘勇:进出城门盘查斥骂、街头公然侮辱、拳打脚踢……


咸丰三年八月初六日,绿营兵居然整齐队伍,带着武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找曾国藩讨个“公道”,未遂后放火烧了参将府。


这件事让曾国藩大丢面子,当时他本想立即将此事上告朝廷,但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后,终于忍耐了下来。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遂下决定,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司令部也移驻于衡州。这就是曾国藩生平说的“打脱牙,和血吞”的委曲求全处世之道。


正是曾国藩这一举动,挽救了湘军。在衡阳,曾国藩卧薪尝胆五个月,练出一支浩浩荡荡、战斗力旺盛的军队,这支军队,就是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立下掀天揭地事功的湘军。


咸丰四年,曾国藩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


“坚忍”者,君子所为,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于事业则成,于生活则享其甘味。



为师为臣,作育人才

 

曾国藩是惜才之人。身为师者,他懂得培养人才;为人臣子,在大是大非上很有风度。

 

李鸿章就是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成为一代名臣的。

 

咸丰初期,曾国藩的湘军在九江同太平军作战,大捷。李鸿章非常兴奋,认为此刻投奔湘军,恩师曾国藩一定会对他予以重任。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无暇相见。李鸿章以为老师只是一时繁忙,谁知过了一个多月,才被允许加入幕僚。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意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才高气傲,想打磨他的锐气和棱角。

 

而且,为了让李鸿章能够变得老成世故,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幕府中的能言善辩之士与李鸿章辩论。

 

至于曾国藩本人,更是言传身教,以自己为表率影响李鸿章。

 

李不肯早起,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齐至后方肯用餐;李好讲虚夸大、哗众取宠,曾则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影响。

 

李鸿章曾说:我从师学习已久,从未见过曾先生这样善教的。随时、随地、随事都能得到指点。

 

此后,李鸿章得到曾国藩的支持,组建淮军,终成地方大员。

 

曾国藩不仅善育才,而且在举荐人才上也很大度,对自己的“老对头”左宗棠也不例外。

 

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因病逝世。悲痛欲绝、归心似箭的曾国藩上了一道告假的折子后,不等朝廷批准,就离开军营回到老家。

 

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军事孔急之时,弃军务于不顾,是为不忠。他不仅写信痛骂曾国藩,还鼓动长沙城内的官员排挤曾国藩。

 

曾国藩本已身心憔悴,经此打击,更添一重痛苦。曾国藩恨极了左宗棠,发誓要与左宗棠断交。

 

但曾国藩非常看中左宗棠的才能。出山后,曾国藩不计前嫌地为左宗棠谏言。

 

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简用。清廷果于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伴军务”。

 

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

 

曾国藩在选用人才上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曾国藩一生,他的“挺经”智慧,使他学识渊博,为官清正廉洁,晚年纯粹自在;在功名卓著之时,内敛藏锋,卓然于官场;更使他在进退无所之时,绝境逢生。君子之道,惟一“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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